匿名写作在今天被视为一种时髦的文学实验。然而粗略浏览世界文学史，作者“隐身”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面对出版商和读者的“傲慢与偏见”，隐身写作的背后有被迫的无奈，也有刻意的戏弄。
有些是出于身份困境的权宜之计，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勃朗特姐妹迫于维多利亚时期“性别成见”的困扰，分别使用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笔名发表作品。有些是出于对“分裂”人格的嗜好，或者抱着“游戏”的心态：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除了用真名创作以外，又为自己杜撰了72个笔名，还为他们纷纷编造了身世，赋予了迥异的写作风格和思想体系，只为更好地表达自己性格的多元面向。
超级畅销作家J·K·罗琳为了摆脱“名人”的负累，希望得到读者“不加修饰的反馈”，在2003年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斯的笔名向两家出版社投稿犯罪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不仅遭到退稿，编辑甚至“好心”劝告罗琳应该先去报名一个写作班，或者读读出版相关的书籍。小说虽然最终出版了，但一直销量惨淡，直至罗琳宣布真身，《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随之陡增，迅速进驻各大图书畅销榜单。
自1992年署名于其小说处女作《烦人的爱》开始，这13个意大利字母（El ena Fe r r an t e）就未曾淡出公众视野。更何况2011年至2014年相继问世的“那不斯勒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创下了40多个国家、超千万册销量的出版奇观。
几乎是下意识的习惯，我们会兴冲冲地上网搜寻“埃莱娜·费兰特”的简介，迫不及待地想一睹真人的风采，但注定是失望而归。除了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作家的笔名，我们对TA几乎一无所知——真名、性别、年龄、婚姻家庭、职业履历、生平经历等等。于是，“费兰特是谁？”成了当代文坛的一个超级谜题。在近30年的时间里，媒体记者、大众读者、专家学者从未停止福尔摩斯般的侦探工作：剖析其小说内部的语言和人物，细查其小说外部的书信和访谈，甚至涉嫌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从房产交易和版税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为揭开费兰特的身份面纱乐此不疲。
一边是誓死不露面的作者，一边是誓将人肉进行到底的媒体和大众，双方的“执著”势均力敌，而这场望不到尽头的“捉迷藏游戏”也意外助推了费兰特现象级的存在。随着2016年增补版《碎片》（第一版于2003年问世）的出版，“费兰特身份之谜”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在这部作品集中收录的30余篇访谈中，几乎每一个采访者都会问及费兰特的真实身份和多年来坚持“隐身”的原因。费兰特同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个经典的回应：“我只想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我相信，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了。如果一本书有内涵，它迟早都会找到读者。”费兰特同样坦言，当初做出“不在场”的决定，只是因为羞怯而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由此收获的自由创作空间使之愈发确信隐匿的重要性。再到后来，出于对“只关心作者形象和声誉、不关心作品本身”的媒体的强烈抵触，费兰特的“个性”试验也逐渐演变为一场“公然”对抗。
可以说，费兰特是为了“隐身”而隐身，并期待由此诠释小说生产的过程和作者的意义。用费兰特的话来说，“埃莱娜·费兰特”所指涉的仅仅是一个作者，就像是一个虚构角色或者一种附体，只有在创作时才会出现。由于作者的血肉和气息统统且仅仅存在于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之中，当一本书结束的时候，“埃莱娜·费兰特”所依附的那个具体的、实在的人也得以解放，重新回到创作之外的自己。
当然，费兰特的“隐身”也是一种抵抗的姿态，直指当下日益“景观化”的文学生产、流通与接受——当作品成为作者得以进入公众视野的“门票”，当作者通过不断在社交媒体抛头露面、坦白隐私来提升公众关注度，文学生产便沦为“名人”生产，文学流通便沦为“真人秀”表演，以至于文学接受不再是围绕作品，甚至将文学阅读本身都抛之脑后。
悖论的是，费兰特为了“景观”而采取的隐身策略反倒创造了另一种“景观”——正是“费兰特之谜”助力了“费兰特之热”，无论在多大程度上。
费兰特一直坚称：作家的全部身份生于作品也消失于作品；作家的一切只能在文本中寻找；作家的全部功能体现在语言、想象力和故事讲述的真相；作家的全部价值只能由作品质量来评判。但费兰特却又不断“自相矛盾”地对外披露自己的创作过程和灵感来源，解释笔下人物的行为逻辑，声明自己想表达的主题，甚至以“权威”的姿态远程指导自己作品的改编。这些“自我揭露”无疑纷纷成为《碎片》一书的重要卖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同名的主人公更是令大众浮想联翩，尽管费兰特否认自己与主人公的对等关系，但不知又有多少不明就里的读者正是被这暧昧的“自传”元素所吸引，在窥探欲的驱使下为它们的千万册销量贡献了力量。某种意义上，费兰特从未真正消失在其作品之外的世界，也并未真正履行让作品自给自足的承诺。费兰特的“隐身”不过是隐姓埋名、戴上面具而已，对公众和媒体而言，这意味着“越神秘、越诱惑”。
无论是抛头露面的“景观”，还是隐姓埋名的“景观”，文学的“景观化”趋势似乎已不可阻挡，这与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有着紧密关联。
与传统纸媒时代的精英气质不同的是，新媒体创造了一个“人人皆为读者，亦可成为作家”的新文学时代。随着创作和阅读的门槛越来越低，人群也越来越大，个人化、个性化的写作成了新风尚。加之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和多元化、民主化的评价渠道，文学创作早已不再神秘与神圣，阅读也不再充满仪式感，销量、流量逐渐取代文学性，成为作家被认可的新标志。
与此同时，文学市场表现出更强的消费主义倾向，制造“景观”也成了文学推广的重要手段。相比传统市场对商品品质的关注，消费主义市场同样——甚至更加关注如何创造消费的需求、增强消费的欲望、维护消费的可持续性。新媒体时代的作者和出版商显然深谙消费主义逻辑，深知作品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可消费性。无论是夺人眼球的装帧、被“联袂推荐”和“获奖记录”占据的腰封、被改编成热门电影或电视剧后收获的反向宣传，还是作者频繁站出来坦露创作背景和心路历程、邀请各界名人为作品发布会站台、推出书评人和专家学者的公共阅读课，商品性和事件性逐渐成为文学不可或缺的标识性元素。
不过话说回来，文学真的已被消费主义绑架了吗？当然不是，起码真正热爱阅读的人不会仅仅为“景观”买单，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也可以像费兰特那样选择“隐身”，甚至隐身得更彻底一些。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要准确认识和适应全球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历史进程谋求战略创新，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