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的联赛两队均遭遇败绩，目前两队均面临保级压力，约维尔处于垫底位置，与米尔沃尔有6分的差距，米尔沃尔在降级线边缘，并且比较处于降级区中的查尔顿还多赛一场，两队都是需要3分摆脱困境，本场从形势上更应考虑分出胜负。

立博开出后平赔和负赔均是显著走高，负赔已经达到2.80的高位，形态上更为倾向主队不败，威廉开出后胜赔则处于主流公司高位，与立博形态对比，平赔分歧较小，形势上已有分析，平局意义最小，博彩公司各自否定主胜和客胜，对平局形成较强诱买，本场走两头，考虑到主队让球乏力，小单博客胜。

（留言内容不能超过600字,您当前输入了0个文字。已超过规定字数限制）

© 此文版权归新浪爱彩所有，非商业性转载请注明来源新浪爱彩及原文链接。商业转载请先联系我们。

两队首回合互交白卷，热刺实力和战意上都明显高于对手，本场胜负悬念应该不大。-查看

双色球005期：蓝球开出10，大小呈不规律间隔开出，冷码连续开出结束，热码望回补。- 查看

据英国威尔特郡警方3月5日消息，索尔兹伯里市有两人因接触不明物质中毒，目前情况危急。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消息人士的线岁的俄罗斯人、前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上校谢尔盖?斯克里帕尔。2010年俄美互换情报人员，有10人被移交俄方后，他在英国获得庇护。

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昏迷。据英国政府消息，他们被俄产神经毒剂毒害，同时还有一名警员中毒。

此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前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上校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因俄罗斯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新手中毒。她称，这要么是受俄罗斯政府的指使，要么是俄罗斯对这些物质失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2日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政府认为，俄罗斯很有可能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负有责任。她说，斯克里帕尔父女两人接触了一种名为 novichok（俄文词，意思为新手）的神经毒剂。此外，她还表示，英国外相约翰逊已告知俄驻英大使雅科文科，俄罗斯应在13日晚前就此案作出详细解释。

梅说：周三我们会仔细研究俄联邦的答复。如果没有值得信任的答复，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举等同于俄罗斯对英国非法使用武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未掌握有关俄方参与下毒谋害斯克里帕尔的实证。扎哈罗娃说：“没人知道有关毒药的详情，诚实客观地来说，即使是特蕾莎?梅也没有掌握实证。”

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俄罗斯与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中毒事件毫无关系。他称：“俄罗斯是无辜的，有关俄罗斯涉及斯克里帕尔在英中毒事件的一切都是胡扯”。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正式要求伦敦提供疑似导致斯克里帕尔中毒的物质和与该起中毒案有关的所有资料，但遭英方拒绝。

俄罗斯《国家军火库》杂志主编、军事专家维克托穆拉霍夫斯基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有毒气体“新手”的部分生产技术已被公布，可以在任何一个合适的化学实验室生产，而追踪起来非常困难。

穆拉霍夫斯基称：这个被称为‘新手的毒剂从何而来？曾在希哈内保密行政区实验室（隶属俄罗斯国家有机化学和工艺科研所）工作过的维尔米尔佐扬诺夫给这种毒物作了命名。他在自己的书中公布了分子式。”他称，在公开发表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配备设备的化学实验室可以研制该毒剂。而仅凭纯粹的化学物品，不可能确认其具体生产地。如果在物质中有特定实验室或者是化工厂特征的杂质，则甚至可以确定具体的企业。专家补充称：为此需要统计、分析，甚至像爆炸物一样。仅靠一两个样本无法发现线索。

俄罗斯外交部将梅关于斯克里帕尔事件的言论称为英国议会上演的一出马戏表演。同时，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伦敦没有就此事提供任何证据或提出正式质询。俄总统普京12日建议英方在与俄方讨论前先在现场搞清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

据英国媒体8月31日报道，96岁的米尔文娜·迪恩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最后一名仍在世的幸存者。在1912年4月12日发生的海难中，仅2个月大的她得以幸存，而其父亲则和1500多名遇难者一起随沉船永远埋葬在大海深处。一本将于9月20日出版的新书首次披露了她的传奇故事。

据报道，即将出版的《最后幸存者：米尔文娜的一生》是由英国传记作家安东尼·库宁汉姆和希拉·杰米玛所写。书中披露，米尔文娜·迪恩现年96岁。1912年4月10日，当泰坦尼克号在南安普敦港启程时，米尔文娜只是一个2个月大婴儿，与她一同上船旅行的还有父亲博特拉姆、母亲爱提、以及2岁的哥哥维尔。

据披露，米尔文娜的父母于1910年结婚，并在当地开办了一个农场。在米尔文娜出生后不久，夫妇俩一家人满怀憧憬地购买了“泰坦尼克号”三等舱的船票，准备全家移民美国。米尔文娜披露，一切本来会完全不同，她称：“我们本来订的是另一艘船‘费城号’，但正巧船员正在罢工，于是白星公司问父亲是否介意乘坐‘泰坦尼克号’，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我们全家踏上了死亡之旅。

1912年4月14日深夜，“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米尔文娜的父亲博特拉姆被巨大的撞击声惊醒，他迅速带着家人从低等舱逃到安全地带。米尔文娜披露，在逃生过程中，母亲将她放在一个大袋子中并紧紧抱在胸前，然而2岁的哥哥维尔却被惊恐奔逃的人群挤倒，父亲博特拉姆冲回人群，试图救回儿子，然而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庆幸的是，米尔文娜和母亲被安全地送到救生艇上，而哥哥维尔也被一名好心乘客送上了另一艘救生艇。最终，一家三口得以重新团聚。

据悉，米尔文娜·迪恩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年龄最小的幸存者，因此在乘坐“亚德里亚号”返回英国途中，她成了其他幸存乘客的宠儿，每名妇女都争着抱她，以至于船长最后不得不下令，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只能轮流抱她，而每人每次只能抱10分钟。但米尔文娜表示：“我更宁愿让三等舱的乘客也来抱我。”

随后，米尔文娜的母亲带着2个孩子回到巴特雷镇的农场，尽管遭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但米尔文娜和哥哥却在农场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米尔文娜称，对“泰坦尼克号”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毫无记忆，直到8岁时，母亲才首次将真相告诉了她。她说：“我的父亲非常非常英俊，他遇难之后，我的母亲心碎万分，拒绝谈论曾发生的事情。”

1920年，米尔文娜的母亲改嫁给一名兽医，一家人又搬到了南安普敦市。而米尔文娜16岁中学毕业之后也帮助继父从事照料动物的工作。在二战结束后，米尔文娜又先后在烟草店、工程公司工作，直到退休为止。然而，1985年，当“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被发现之后，米尔文娜的平静生活终于被打破了。

随后数年，世界各地许多好奇的人设法追踪到米尔文娜的下落，并试图了解当年“奇迹婴儿”的近况。她回忆说：“73岁时，我突然又再次回到聚光灯下。”米尔文娜称，甚至，就连1997年上映的大片《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曾邀请米尔文娜参与电影拍摄，但最终却被米尔文娜拒绝，因为那场悲剧给她带来的丧亲之痛却终身刻骨铭心，她认为参加拍摄《泰坦尼克号》会令她非常伤感。

据悉，如今96岁高龄的米尔文娜成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最后一名仍在世的幸存者。据悉，米尔文娜2年前，意外摔断了腿骨，不得不接受家人照料。尽管米尔文娜必须终日坐在轮椅中，但她仍充满了活力。

谈到未来，米尔文娜称：“我非常期待能活到4年后——2012年‘泰坦尼克号’悲剧100周年纪念日，到那时我也将满100岁。因为我的名字已经成为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晓 天

。因为特劳特在英文里也有“鳟鱼”的意思，中国球迷更喜欢称他为“神鳟”甚至“九五至鳟”。下面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位堪称“六边形战士”的超级明星。

中国有句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是特劳特家的写照了。特劳特的的父亲杰夫-特劳特（Jeff Trout）虽然也是一名职业棒球选手，但仅仅是为明尼苏达双城队的2A小联盟附属队效力，担任二垒手，而且仅打了四个赛季，便因伤无奈退役，于是老特劳特便将自己的棒球梦想全寄托在了小特劳特的身上。

凭借着超高的天赋和父亲的“魔鬼训练”，特劳特很快就成为当地出了名的棒球少年，同时也练就了一只强壮的“麒麟右臂”。在加入新泽西州米尔维尔高中棒球队后，担任投手的特劳特便可投出高达每小时148.8公里的超快速球，要知道，当时的他还只是个高中生，更夸张的是在高三那年的比赛中特劳特投出了一场无安打比赛。在高四时，特劳特从投手与游击手的位置转为外场手，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就在当年，他击出了新泽西州高中纪录的18支本垒打。然而他的优异表现却未能让他在之后的选秀大会上拔得头筹。

2009年的选秀大会上，18岁的特劳特和父母一起受邀来到选秀现场。然而随着一个个新星都有了自己的归属，特劳特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出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球队确实不太看好特劳特。首先是新泽西州太过靠北，它的冬季并不适合打球，这里的球员出赛机会很少，所以关注的球探也不多；其次，新泽西从未出过有影响力的棒球球员，就更别提巨星了，而且这里的棒球氛围一般，高中球队的整体水平并不太出彩，球队们担心特劳特的那些惊艳战绩会不会是因为对手太弱而带有水分。

然而，并非所有球队都如此认为，天使和扬基早已摩拳擦掌，都决定拿下这位有着极高天赋的年轻人，手握两支首轮签的天使队在24顺位签下急需补强的外场手兰道尔-格里齐克（Randal Grichuk）后，接着在25顺位叫出了迈克-特劳特的名字，而此时，手握29顺位的扬基只能眼睁睁看着心仪的特劳特戴上天使队的帽子。现场的特劳特一家也终于露出了笑容，事后来看，天使队这次的意外“捡漏”，可是捡到了个大宝贝，而且还是一个能“无限进化”的大宝贝。

进入小联盟后，特劳特迅速展现出惊人的天资，仅仅19岁2个月的他就被评为年度最佳小联盟球员，刷新这个奖项的最小年龄记录。正常情况下，从小联盟升到大联盟需要花费四五年时间。但特劳特在小联盟的战绩实在太耀眼了，仅仅两年之后，2011年的7月8日，特劳特便登上了大联盟的赛场。虽然首次大联盟之旅表现并不理想，他的打击率仅有.163。但在重回到小联盟后，特劳特开启“进化模式”，交出了更好的成绩，打击三围高达.403/.467/.623。

于是仅仅半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回到了大联盟。最终特劳特的三围数据虽然只有达到.220/.281/.390，但最后88个打席击出20支安打，包括4支本垒打，而且此时的特劳特才20岁，天使队非常看好他的未来，于是天使队决定赌一次，让特劳特下一个赛季全职打大联盟赛。

MLB历史上很多知名球星都是大器晚成的，但特劳特却不一样。在大联盟站稳脚跟之后，特劳特2012年就获得美联最佳新秀和银棒奖，距离美联MVP仅一步之遥。

不仅如此，2014年3月，特劳特与天使队签上一份6年的超级合同。同年4月，在与马克斯-谢泽尔（Max Scherzer）的对抗中四次被三振出局。分析后，特劳特将这次失利归因于自己“高尔夫式”的挥棒姿势。也许在过去的比赛里，他的挥棒姿势并无大碍，但面对谢泽尔这样的顶尖投手就必须要改变，刚刚签下超级合同的特劳特加紧练习，下半赛季状态迅速回升，三振问题得以解决。并且在当年全票当选美联MVP。

不算上仅有40场大联盟比赛的2011年，2012年至今，特劳特已经打满10个赛季。其中9次入选全明星赛，2次获得全明星赛MVP，8次获得银棒奖，3度当选美联年度MVP，4度仅以第二名与MVP失之交臂，已经可谓是“荣誉满身”，乃是当之无愧的现役第一人。

特劳特虽然在赛场上叱咤风云，耀眼夺目，但在赛场下却是一个低调随和的大男孩，几乎看不到他的任何花边新闻，生活中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玩，休息时会回家和父母、姐姐、哥哥一起钓鱼。2017年，特劳特和恋爱多年的女友杰西卡-考克斯（Jessica Cox）结婚，并在2020年喜得一子，晋升奶爸。

特劳特非常“宠粉”，愿意为球迷签名到很晚，耐心读完每一封来自球迷的信。2015年，从母亲那得知家乡米尔维尔的8岁小球迷托马斯-沃克普（Thomas Walkup）患有先天眼疾，特劳特立刻决定自费安排小托马斯来加州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成功后，特劳特还亲自邀请小托马斯到洛杉矶安纳罕现场看自己打球，并在球员通道中与其相拥，此刻，特劳特用行为诠释了人性的光辉，重塑着竞技体育最初的意义。

特劳特是当之无愧的联盟第一人，而天使也始终在围绕他打造能够冲击季后赛的阵容，2017年抢得“二刀流少年”大谷翔平，2019年底7年合同拿下三垒手安东尼-伦登（Anthony Rendon），都是为特劳特找来的打线帮手。尽管贵为现役天下第一人，但特劳特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打过一次季后赛，甚至没能在季后赛品尝过胜利，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如果不出意外，特劳特必然会在天使终老，而他是否有机会向着世界大赛的终极梦想迈进一步呢？至少，他正在路上。

身为“当代第一人”，特劳特的生涯中已经有数不清的精彩镜头，而在你心中印象最深的又是哪一幕呢？快来评论区跟大家分享！

谁也不知道意外会什么时候到来。近日，加拿大一个家庭的6名成员去偏僻山区露营，第二天被发现全部死亡，最小死者仅3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加拿大媒体9月15日报道，加拿大新罕布什尔州皇家骑警表示，一个家庭的六名成员出去露营，结果露营车着火，导致全家人全部死亡。

消防队员于周日（9月12日） 6 点 30 分左右赶到新罕布什尔州米尔维尔的偏远地区山路。当他们到达时，警察发现了这家人的尸体。警方表示，这家人周末住在露营车里，周日凌晨发生火灾。

受害者为30 岁的希尔斯，28 岁的米歇尔·罗伯逊，11 岁的孩子 麦迪逊，8 岁的莱德，4岁的贾克森和3岁的 CJ。这个家庭来自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边界的一个小镇阿默斯特。

警察克里斯·马歇尔说，由于他们不得不在旧道路上行驶，因此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达现场。当他们到达现场时，火已经自己熄灭，没有生还者。

起火原因将由省消防局长办公室调查，但警方表示，在初步调查后，他们不认为火灾可疑，法医办公室将确定死者的具体死因。 马歇尔说，警察将留在现场，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证据。

马歇尔说：“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保持现场并维持现场安全，而消防队和法医办公室随后会来现场。”

米尔维尔是坎伯兰县威彻斯特山谷附近的一个小社区，位于阿默斯特东南约 50 公里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当时，曼联的首发阵容是：德赫亚；詹姆斯、迈克尔-基恩、埃文斯、维尔米尔；扬科、鲍威尔、安德森、香川真司；维尔贝克、埃尔南德斯。

迈克尔-基恩、埃文斯和维尔米尔，这三位后卫各种送礼，最终造成0-4的惨案。

上半场25分钟，埃文斯短传被抢断，里维斯助攻格里格打进空门，曼联0-1落后；

下半场63分钟，迈克尔-基恩中场停球直接停给了对手，里维斯左路传中，格里格用胸部把球撞进球门再下一城，曼联0-2落后；

84分钟，维尔米尔解围却送乌龙助攻，阿福贝过掉埃文斯和佩雷拉后，抽射得手，最终曼联0-4输球出局。

当时，热刺中场球星德勒-阿里还在米尔顿凯恩斯，当时他以首发中场身份出战曼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牢影：英国监狱史》，[英]哈利·波特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

像青楼一样，监狱一直存在于我们左右，但随着时空的推移，监狱的条件、属性和功能，以及监狱的名称、特点甚至存在的理由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伦敦西部有一条杜·坎恩路（Du Cane Road），它将东阿克顿（East Acton）这一中下阶级聚集区一分为二，具有高度象征性。这条路以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监狱管理者命名，把郊区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居民与流放监禁、违法乱纪的垃圾区分开来。那些垃圾聚集的地方——有人说那是“刑罚垃圾箱”，正如其监狱长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女王陛下的苦艾监狱（Prison Wormwood Scrubs）。这里院墙高耸，门禁重重，上面雕刻着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伊丽莎白·弗赖（Elizabeth Fry）等伟大刑罚改革者的面孔，令人生畏，不断映射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确定性，折射出执法、惩罚、威慑和改造罪犯的坚定决心。

现存的巨型监禁设施——或其演变至今的建筑——像城堡一样，或矗立在都市和城镇外，或聚集在岛屿上，或零星分布在乡村的某些地方。这些监禁设施的设计如此不朽，本身均已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的固有组成，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英国法律图景中恒久不变的特征：不可磨灭、不可改变、不可移动。惩罚和监禁几乎是同义词。然而，如今屹立在我们面前的监禁之所是时间演化的结果，监狱的历史绝不仅是简单的维多利亚哥特式故事。

没错，监狱并非一成不变。直到现代之前，变化主要发生在监禁场所的数量上，而非其目的。人们被关押的原因清晰明了：重犯，这里是等待审判和惩罚之地；欠债者，这里是强迫他们偿还欠款之地；犯了某些罪行的轻犯，这里是他们接受“短平快精神冲击”之地。当时的世界没有监狱管理学理论，也没必要有。但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监狱管理的目的多次更替，至少，监狱管理的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英语中，“prison”与“goal”同义，均表示“监狱、监牢”，包含一系列监禁设施。本书英文原著中出现了prison，goal，jail，penitentiary等表示“监狱”的词汇，若无特殊表达需要，译文未加以区分。——译注中世纪的城堡中，“地牢”（dungeon）指黑暗、幽深、潮湿的地方，用于关押造反者、叛徒及其他忤触权贵之人；与此相对，在小城镇中，“禁闭室”（lock-up）、“拘留所”（pounds）或“拘禁所”（crib）用来关押醉汉、娼妓和轻犯；在大城镇中，监狱关押待审囚犯或未偿欠款的债务人。“感化院”（Bridewell）一词起源于十六世纪的伦敦，当时在布莱德维尔宫中设立了青少年管教所，Bridewell的直译即是“布莱德维尔”（译注：关押轻罪和招惹是非的青少年以及孤儿）。

“惩教所”（House of Correction）是以感化院为原型的郡级机构。在十九世纪初，流行用“penitentiary”一词表示监狱，此类监狱由政府出资建设，国家管理，旨在通过准修道院式的纪律引导人们忏悔。由郡或市镇管理的待审犯人监狱和短期服刑监狱，在1865年与惩教所合并，被称为“地方监狱”（local prison）。 “罪犯监狱”（convict prison）关押服刑人员。到二十世纪初，在押人员无论候审或定罪，所有关押成人的短期和长期拘留场所均被称为“监狱”（prison）。此外，还为青少年罪犯设立了教养院（approved school）、感化院（borstal）、拘留中心（detention center）、青少年犯教培中心(young offender institution)等。

监禁在历史长河里经历了超凡的变化。十八世纪前，监狱只是刑罚体系的附属部分，背后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撑。虽然监禁针对某些罪行而实施，起到了惩戒或威慑的作用，同时也是向债务人或抗令者施压的手段，但监禁的主要目的，是在惩罚之前拘留嫌疑人，而不是以拘留作惩罚。当时的监狱可比为法院前厅，法官的任务是通过“送监”定期清空监狱，而不是像日后那样填满监狱。监狱环境嘈杂、拥挤、残酷，同时，里面的酒、色、赌等恶习，倒也让此地显得并非一无是处。“让我们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会去死”，要么死在绞架，要么感染天花，这是他们在监狱大门上留下的感言。

情况后来开始发生变化。监狱首次成为主要的次级惩罚（非死刑）场所，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死刑的减少和流放的结束，这促使不能被处决或流放的罪犯不得不被长期关押。但是，惩罚和威慑性监禁就是全部的理由吗？监狱是否也可以用来改造，助人改过自新？而这些不同的目的是可以相互结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此时就需要一种关于惩罚的理论，一套关于监禁的意识形态。恶劣的监狱条件因淫逸而减轻，但罪行与罪恶相结合，加剧了基督教对罪犯及其救赎、肉体和灵魂的关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监狱条件和管理体系成为改革者的目标，这些改革者不仅包括像霍华德和弗赖这样热忱的福音派人士，还有积极的无神论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宗教和功利主义的要求下，为了净化灵魂、重塑思想、修复品格、改造罪犯，监狱进行了彻底改革，并对入监的罪人或行为不端者实行了严格的忏悔和服从原则。

秩序取代了混乱。监狱成为惩罚和改造的场所，并以纪律、规矩和管控为原则进行了重新构建。郡级监狱配置的曲轴、踏轮等工具，单调乏味，毫无用处，代表了惩罚的一面。在定制监狱中，囚犯单间关押，严格执行不许说话的规定，体现了改造的一面。这些道德工厂本想收获改造成果，但都撞了南墙，最终不得不放弃理想。

忏悔行不通时，惩罚就取得了胜利。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监狱几乎完全变成了刑罚场所，关押犯都要接受惩罚性的苦役：爬踏轮、碎石头或摘麻絮。1877年起，刑罚设施完全归国家管理，国家任命埃德蒙·杜·坎恩（Edmund Du Cane）建立管理尺度和威慑效力整齐划一的制度。惩罚虽然无情但不偏不倚，因此走向了前台，使得监狱成为惩罚的场所。这个时期是极为例外的阶段，持续时间很短。一个基督教国家终究不能容忍这种对人性的侮辱。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慈善家（主要是自由党的政治家们）认为杜·坎恩制度残酷且不讲道德，并以人道主义而非功利主义为方向推动变革。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针对改善囚犯和监狱条件做出了诸多尝试，更加强育和技能，并在囚犯待遇、培训和改过自新方面进行了试验。刑罚机构更加注重社会的作用，鼓励囚犯之间建立有益联系，为他们创造共同工作和社交的机会，提供一个释放场所。监狱的工作不再毫无意义——手艺和技能受到鼓励，囚犯们学会了装订精美书籍和如何将书籍译成盲文。

有两项最有趣也最具影响力的举措取得了部分成功：一是将年轻犯送入与英国公立学校对等的青少年监狱机构教养院，二是在专门的心理治疗监狱——格伦登（Grendon）监狱——治疗心理不健全的青少年，以此改造他们。本书对教养院制度给予了特别关注，该制度构成了英国刑罚史上最富想象力、最具创新性且最成功的实验，是一座极具英国特色的希望灯塔——直至其灰飞烟灭，无人问津。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犯罪学家对囚犯处置和训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宗教冲动催生的理想主义因国家越来越世俗化而式微，刑罚乐观主义开始受到侵蚀，被监禁的人数也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升。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安全一直是监狱设计和成本的主要考量，公众安全感是最重要的。近年来，曾经有过一位内政大臣实施了一项以“罪刑相适应”为基准的刑罚政策，犯人数量随之减少；但还有大量的人以“监狱有效”为由增加监狱的数量，把其当成惩罚、威慑、遏制的手段。

监狱主要是剥夺罪犯的能力，而非令其改过自新。换句话说，监狱的目的是遏制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然而，改革和改造的理想依然存在，始终跟惩罚与威慑不和谐地共存。我们目前关于监禁的讨论都不是新鲜货。两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监狱纪律的问题一直被反复讨论，时间在变，但对洁净、虔诚、过度拥挤、污染和违禁品等议题的讨论似乎未曾改变。关于监禁目的的争论也是如此。刑罚的进步之箭飞得并不笔直，但刑罚理论的圆环却不可阻挡地转动着。太阳之下无新事。

当前，监狱管理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监禁人数持续呈指数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罪犯被监禁，英国的囚犯数量急剧增加，而被关押的犯人刑期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预算捉襟见肘，而公众对狱中人的命运漠不关心。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好走不送。

我不打算深入分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监禁性质和意识形态提出的不同观点。我的观点在文中清晰明了，但仍有必要用几段文字来介绍一下监禁史。

二十世纪末，基于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和大卫·罗斯曼（David Rothman）、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加拿大学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还有达里奥·梅洛西（Dario Melossi）和马西莫·帕瓦里尼（Massimo Pavarini）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工作，人们公认监狱实践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全景监狱中，体罚在很大程度上被身体和精神控制所取代。而这种监狱只是一系列“全控机构”之一，此类机构包括工作车间、工厂、营房和精神病院，用来禁闭、控制、惩戒工人阶级中离经叛道和不守规矩的人，或者向新兴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灌输工业思想和纪律。

套用边沁的名言，监狱是将异见者磨炼到屈服的磨坊。资本主义需要设有监狱机构的国家，与这一观点相伴的是对霍华德和弗赖等改革者动机的怀疑或彻底否定。他们耍人道主义诡计，让所有人都受到全景监狱的监视从而被套牢在国家的触角上，尤其是征服或收买群众中的异见领袖——说白了，就是一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

将这样的极权控制策略视为理所当然，就是把马基雅维利式的老谋深算“归功”于执政精英，这是不应该的，也与许多监狱变革的偶然性相左。有人说，英国人生活在“怀疑制度”中，倾向于“处理他们所面临的情况”，然后才发现处置原则。试错和糊弄更有“英国味”，现实中以矫正为目的的监禁很少达到所宣扬的效果，也从未符合期望。1877年以前，并没有“监狱制度”，却有着各种监禁罪犯的机构，大多年代久远，设计不合理，主要是为了迎合临时遇到的情况。这些情况因地而异，受制于不同的地方实践和资源。监狱改革的历史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比在辉格党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这是相当有趣的“动机混杂、问题难解和后果意外的故事”。个别改革者的动机可能不同，也不一定与管理监狱和感化院的地方贵族相同。

此外，断言突变发生于十八世纪末的福柯及其追随者，未能解释十六世纪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感化院已作为监狱的前身而存在，且改革之树将拔地而起。当然，并非所有树木都能开花结果。英国社会对边沁全控式的全景监狱——无论其代表什么——都坚持不予接受。米尔班克（Millbank）监狱和本顿维尔监狱都是树立政府威望的项目，不能代表伦敦以外的情况。事实上，1838年到1854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郡级监狱的平均监禁期不到五十天，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囚犯剪发、清洁、穿衣、分类，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制度化管理或教化了。

保守主义对改革派大肆攻击，称他们忽视威慑的作用，一味强调对重刑犯的溺爱，修正主义者对此也未能给予足够的解释。这些努力失败后，杜·坎恩的苦行统治出现，身体惩罚再次成为首要手段。当然，体罚在历史中从未消失，即使在全景监狱带来的乐观主义高涨时期，脚踏轮仍在转动，鞭打仍在继续，绞刑作为一种流行的公共景象一直持续到1868年。

事实上，英格兰《血腥法典》（Bloody Code）规定，有两百多种罪行（其中许多涉及财产）可判处死刑，只有得到减刑者才会被监禁。此法典与改革主义监狱理论相伴而生，也伴随流放手段的发展而成为与之相对的另一选择。对压制的期许无法合理解释建造监狱的巨额开支，因为处死、流放或仅仅是就足够实现目的，还更省钱。杜·坎恩式监狱比米尔班克和本顿维尔等监狱的建造和运营成本要低得多，同时还可能更有效。我们有充足的监狱实验预算，因为改革派的期望甚高，同时公众关注监狱状况的良知也被激发起来了。

最重要的是，修正主义者的论调表现出了对宗教和人道主义冲动力量及其普遍影响的漠不关心和缺乏理解。这些冲动不仅激励着积极的改革者，也影响着许多关心此事的普通基督徒。它不仅存在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也发生在二十世纪。事实上，十八世纪不仅见证了工业革命，还见证了另一场相当重要的革命——伟大的宗教复兴，由乔治·惠特菲尔德（George Whitfield）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布道所激发，因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的赞美诗而蓄势。卫理公会教义因此诞生，甚至点燃了沉睡中的英国圣公会。事实上，惠特菲尔德和卫斯理主要针对工业工人阶级开展工作，前者布道之激情让布里斯托尔两万名劳苦矿工动容落泪。新道德风尚由此产生，新慈善事业激发辉格党和托利党解决了一大批社会弊端，从改革《血腥法典》直至废除奴隶制。

正是这种宗教热情，促使霍华德和弗赖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去解决当代监禁之毒瘤，并向那些在肮脏无序的监狱中苦苦挣扎的可怜灵魂伸出援手。他们尽其所能地减轻狱中人的痛苦，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无论他们，还是边沁，都不应为后来的极端行为负责，因为他们不会赞同这些做法。他们的本意不是创造米尔班克监狱或本顿维尔监狱，这种后果并非无法避免。他们的追随者也在为善而努力。

改革者有时会被误导，但他们并非出于私利，也不是为了保护他们所属的精英阶层而耍弄阴谋。他们希望将所属阶级和教派的宗教及道德价值观灌输给被剥夺这些权利的人，并将“失足者”升华到他们自己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员。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想要强制实行社会等级制度；他们只是接受这一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尽管贵人和善人施以援手可能带着傲慢，但并不意味着改革者想让囚犯继续承受压迫。他们想拉一把身处泥潭之人，重新融入社会。这些人应该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仿佛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一样。

是责任，或者说是“神之声的严女”（威廉·华兹华斯语，意为“责任”），而不是统治或征服的需要，构成了改革者的驱动力。纵观整个英国史，法律和监狱制度是由基督教与其伦理要求，以及普通法与其原则决定的，它们远比世俗力量和阶级斗争影响大。

相反，那些追随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的人看到，实证主义、优生学和新生的社会科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为某种模式背后的主导影响，这种模式抛弃罪责而诉诸治疗，再次作为消除异见的手段，与过去戏剧性地决裂了。

1895年至1914年间，“刑罚—福利”复合机制应运而生。这种理论也与英国经验相悖——已成为变革主流的监狱管理者对这些趋势不屑一顾：监禁在很大程度上仍植根于传统法和普通法，认为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犯了罪的人应该受到惩罚；惩罚应该与违法行为相称，而不应根据其需求定罪。

亚历山大·帕特森是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家，尽管他赞同对“无可救药”的惯犯进行预防性拘留，并支持做出模糊判决，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有效改造，但他从未把罪犯看成是不道德的人。他的动机更多出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工人阶级生活的经验，而非其他因素。两次大战之间的改革主义要旨，让人回想起一个世纪前的福音派风潮。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的英国——与纳粹德国或其他极权国家不同——被监禁的人数急剧下降，监狱被关闭，政府竭力寻找惩罚和改造罪犯的替代手段。这一时期的英国在去监禁化方面走在了前面，而不是相反。这里是禁闭岛，不是古拉格。

本文选自《牢影：英国监狱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