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猪辞岁去,吉鼠踏春来。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有关领导、艺术家和企业家代表以及媒体记者等百余人在董子书院“弘道堂”欢聚一堂,共同辞旧迎新,围绕“全面提档升级,促进繁荣活跃”的主题,共话董子文化街发展大计。
这一年,董子文化街投资近1000万元,对园区硬件进行改造提升。改造整修董子文化街、七星美食街道路7000多㎡,增加石刻文化长廊200多米,新建游船码头,改造提升公厕、排水等设施;崭新的董子园游客中心已经完工交付,完善了4A级景区的基础设施;董子文化街南门牌坊、七星美食街东门牌坊顺利落成,提升了整个园区的文化品位。
这一年,董子文化街组织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次,入街游客超过了100万人,会展活动实现交易额上亿元。“第十届董子文化旅游节暨董子文化街开街十周年庆典”顺利举办,祭董大典更加盛大、隆重和专业,“中国·德州董仲舒思想研究高峰论坛”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董子书院。年初,董子书院先后组织国学讲堂10余期,季桂起院长主讲的《董仲舒思想略述》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用。
全年实施“中华传统节日系列活动工程”,在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举办近十场主题活动,包粽子、放河灯、踏青游园、易物置换、汉服拜月等活动丰富了文化街的体验项目。9月份、11月份,文化街和近60家企业、商户一道,先后组织“文化惠民消费周”“双十一文化购物周”等活动,参与企业推出新品、限时秒杀、打折促销、招生路演,促销活动丰富多彩,《直播德州》给予大力宣传,扩大了文化街影响,提升了经济效益。
一年来,入驻园区的一诺传媒、德贤书社、贵州茅台专卖店、星感觉传媒、义香美术馆、舜鑫美术馆、集彦斋画廊、王静工作室、宥轩国学馆、同德体检、儒风茶居、顺和书画院、梁子黑陶、陶石工坊、如明华韵文化传媒、醇儒书院以及市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平津印社、民盟书画院德州分院等企业和社团积极组织举办各类活动。
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继续把董子文化街作为重要活动中心,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联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德州市美术·书法·摄影展”“大德天工2019国际陶艺创作营精品展”、“首届德州油画展”、“空中看德州”大型摄影展、“德州市第四届影像节”摄影作品展、“师法自然”德州市迎新春写生作品展等六场代表德州最高水平的文化艺术大展,德州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部组织的开发区广场舞大赛和社区文艺演出等活动先后在董子文化街举办。
一年来,电影小镇健康发展。小镇企业全年拍摄作品数量、总经营额均超过去年同期。年初,一诺传媒的快闪纪录片《我和我的祖国》闪耀州城;8月,“马子龙”团队拍摄的现代都市喜剧片《豌逗的72小时》顺利杀青;10月,金稻田传媒推出的儿童舞台剧《丛林寻宝记》在德州大剧院顺利首演。星感觉出品的《幸福房子》等作品不断斩获国内外大奖,《幸福房子》在抖音平台一天的点击量就突破2400万。
在市、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董子文化街重点围绕“传统文化研学旅行”项目开展工作,以厚重的董子文化为引领,充分利用文化街景观设施资源和产业项目资源,包装了以儒家文化讲座、国学参观、非遗互动体验为核心内容的研学课程,积极同各地研学机构对接,接待了来自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辽宁阜新“平北少年营”等高校和机构的传统文化社会实践团体,德开小学、同济中学等周边中小学生以各种形式走进董子文化街,学习传统文化。
2019年,董子文化街全力配合“第三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在全市率先使用市级定向消费券,15家签约企业共实现销售额300余万元;董子文化街组织木人堂、陶石工坊、醇儒书院、单色传媒、如明华韵古筝等六家企业参加“山东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参展交易额创历年新高,既展示了形象,又取得了经济效益;2019年,董子文化街投资100多万元制作了《让艺术成为时尚,让文化引领思想——董子文化街开街十周年专题片》,并在德州台图文频道播放30天,片中充分展现了入街企业的风貌,专题片也登上了“学习强国”山东学习平台。
2019年,董子文化街借助德州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时机提升管理水平,街容街貌全面提升;董子文化街配合市、区旅游主管部门和董子园景区管理部门,顺利通过全省A级景区体检式检查。
2020,董子文化街将站在新的起点上,董子文化街将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精神,全面提档升级,不断繁荣活跃,为打造百年文化街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2020年,董子文化街面临最大的机遇就是董子文化街被列入了山东省12条“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将重点在软硬件两个方面全面提升,一是提升形象,扩大宣传,建设智慧街区;二是整体亮化、科学停车,引导业态;三是对董子书院进行进一步的改造提升,建设书香度假精品酒店和省级研学旅行基地;四是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服务理念,与300余家街区企业一道,同心同德,共同推动董子文化街繁荣发展,共同推动德州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黄宗羲除参加复社外,还参加另一个与复社性质截然不同、不是以科举中试为目的学术性组织,这就是刘宗周在绍兴创办的证人书院。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刘宗周从京师辞顺天府尹职回家,四年,他与王阳明学派的王畿再传弟子陶奭龄,共同在绍兴举办了这一书院。黄宗羲受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至证人书院就教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将此事列于崇祯二年,有误。据刘汋《刘宗周年谱》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在绍兴创人书院在崇祯四年。
刘宗周与东林学派重要人物刘永澄、魏大中、高攀龙、黄尊素等都为“砥砺性命之友”,刘宗周为湛若水学派许孚远弟子,并非王学一系,但湛若水与王阳明虽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分歧,然而同属心学,在这一根本观点上相近。明末,王学在浙东的代表主要为王畿弟子周汝登和周汝登弟子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刘宗周在崇祯三年回里后,次年初,有一次偶然过陶望龄弟陶奭龄住处。因天启年间废书院,严禁讲学,他感到王学不绝如线,因与陶奭龄商量重开讲会,“奭龄欣然许诺,因相与商订旧闻,谋会同志以讲学”。
崇祯四年(1631)三月三日,两人合作,由陶奭龄主持,在陶家祠堂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者二百余人。刘宗周定名为“证人社”,议决每月三天,即三、十三、二十三日三天为会期。据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记载: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会于石篑(陶望龄字)先生祠,缙绅学士可二百余人,同主事者为石梁(陶奭龄字)先生。……初登讲席,先生首谓学者曰:“此学不讲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证人名其社。然而在讲会中,刘宗周与陶奭龄已暴露观点上的分歧,三月三日会议后,陶奭龄却首发“圣人非人之论”。刘宗周则名讲社为“证人社”,著《证人社约》,并“专揭慎独之旨教学者”。陶奭龄承王畿之学,在知行关系上“单提一知”,而刘宗周主张“知与行总不得分”。在生死问题上,刘宗周著《生死说》,陶奭龄却著《知生说》,两人“持论不同”。陶奭龄力主“无善无恶心之体”,单提本体;刘宗周则揭“知善知恶是良知”。两人的争论,似乎是往年阳明在天泉证道中王畿与钱德洪之争的再现。也就是说,陶奭龄只讲本体而不讲工夫,刘宗周则主张“学者只有工夫可说,……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
工夫与本体之争,成了刘宗周与陶奭龄分裂的导火线。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五年条记载,按越中自阳明先生倡学后,其门人最著者为王龙溪,由龙溪而传及周海门,周海门同时为陶石篑,俱本良知为宗,而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尝从事于斯而有得。是时会讲,仍揭良知以示指归,每令学者识认本体,曰:“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恁工夫?”先生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熒。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这样一来,证人社弟子开始分裂,“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钖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
其时,余姚属绍兴府,刘宗周创证人社,黄宗羲因黄尊素的遗训,自然至绍兴参加。是年五月,绍兴府古小学落成,刘宗周才离开石篑祠,至古小学讲学。黄宗羲是拥刘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黄百家说:初,子刘子尝与高忠宪(高攀龙)、邹忠介(邹元标)、冯恭定(冯从吾)三公讲学于东林、首善两书院。三公继殁,乃始与陶石梁举越城证人之会。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湛然澄”,《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黄百家此文作“湛然、澄密”,分作二人。按:明末会稽禅宗高僧湛然圆澄先后在绍兴、杭州、嘉兴弘传禅法,影响较大,有《湛然圆澄禅师语录》行世,故当改为“湛然澄”,以与下文“密云悟”相对。密云悟即明末宁波天童寺方丈密云圆悟的简称。黄宗羲在《董吴仲墓志铭》中即说:“当先师讲学之时,圆澄、圆悟两家子孙,欲以其说窜入。”可知黄百家此句有误。之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石梁宗解悟,云:“识得本体,不用功夫,求之心行路绝之间”,故虽与同事,而论多龃龉。已分会于白马山,石梁所说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转身为白马,引老妪证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黄百家上述话后面一句:“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则是以后事了。因刘宗周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位黑白分明的人物,但在学术上,承认异同而不兴门户。特别对弟子,在态度上十分随和,王朝式等虽别会于白马,弟子们分裂了,但刘宗周与陶奭龄并没有因此而决裂。崇祯十三年,陶奭龄卒,他率门下士哭之,私谥以“文觉”,亲作祭文《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三年条。所以二人一直维持友谊。至于弟子闹分裂的主要人物王朝式,姚名达曾作如下评述:“甫弱冠即及先生之门,先生因其已得陶奭龄之师承,故以朋友视之,自此往还无间,每相见必以学问相切磨。……相友凡十余年,晚尔弥笃。”证人讲会“竟以同人意见相左,不竟其说而罢,先生深惜之”同上书崇祯十三年条。故黄炳垕将刘宗周与陶奭龄讲学时间置于崇祯二年,不仅时间有误,且内容亦有误,说“公邀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石梁之说”,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且人数仅四十余人。
除参加蕺山讲席外,黄宗羲在崇祯四年,开始按父亲在生离死别时的遗训,勤读史书,“公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铅丹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刘宗周的蕺山理学,虽出自湛若水门,然早年实切蹉于东林之学而别启津梁。又一方面继承王学、修正王学,而以慎独“柱其流失”。所谓“证人”、“慎独”,实为一种道德自律之学,这在与阉党斗争中是区别正邪的学术基础。然而蕺山之学属理学而非史学,在以史为鉴,以史应务上有所缺失,而黄尊素教导黄宗羲读当代史书《献征录》。《献征录》为明万厉时焦竑著,是当时记载明代史事较完备的史书万斯同在《寄范笔山书》中曾罗列明代多种野史,认为无一足满人意,“唯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石园文集》),这其实点出了史学“贵时王制度”,重在当代史的这条重要路子。而现在他既上溯二十一史,可以以史为鉴,讥正得失;又读有明《实录》,熟悉当代典章制度。所以黄宗羲既侍蕺山讲席,又读古今史书,这的确比他同时的复社朋友,用复兴古学来致君泽民高出多了,为他以后的史学反思,即全祖望所说的“学必原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后足以应务”的治学道路种下了因子。
不过,也仅仅是“因子”而已。黄宗羲参加复社,自始至终,在学术上是非常空疏的。虽学于蕺山,但极为肤浅,他自己承认,他与刘宗周弟子四十余人在绍兴古小学另立证人讲会时,“此四十余人者,皆喜闢佛,然而无有根柢,于学问之事,亦浮慕而已”。《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闢的是陶奭龄的援佛入儒。他所说“学问”,既包括理学,也包括史学。因为他当时致心于科举之业,对理学、史学都未有所深究。他自己在康熙七年时就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他后来说复社社员“本领脆弱,学术庞杂”,其实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他的父亲和老师对他教导的因子,一直到明代国破家亡,频于十死,僵饿深山后,才得以抽芽茁壮。
众所周知,杜甫一生坎坷,留下了大量描写苦难的血泪之作。这首《饮中八仙歌》是杜诗少有的潇洒杰作。杜甫曾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被称为三朝遗老,学术界一般将他的一生划为四个阶段:读书和宦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十载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陷贼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到四十八岁);弃官及以后的漂泊时期(四十八到五十九)。杜甫刚刚进入长安的时候,满怀理想,裘马轻狂,碰巧结识了李白等恃才傲物的性情中人,于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半谐谑、半写实的笔调创作了这首《饮中八仙歌》。
这首诗描述了当时长安市上饮中八仙的醉后之态,知章二句,汝阳三句,左相三句,宗之三句,苏晋二句,李白四句,张旭三句,焦遂二句,寥寥数笔,各显仙意。
为人耿直,十分好客,每天花费大量的酒钱与宾客们豪饮,且酒后不乱,仍能赋诗。一日,他饮干一大坛酒之后,仰天长啸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原来由于他性格疏直,得罪了权相李林甫,被罢了相位。昔日的客人们虽然知道他是无辜的,但碍于李林甫的势力不敢再前往共饮,以至门可罗雀。这天他饮至醇酣处,有感于官场黑暗,就随口吟了这首诗,没想到终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善于作诗,且有酒必有诗,在长安的集市上散尽千金之后,摇头晃脑地一挥而就,然后呼呼大睡。一次玄宗同杨贵妃同坐沉香亭,意有所感,命人召他去赋诗,他半醉半醒地一动不动,自称酒仙。被生拉硬扯地来到皇帝面前后,仍意犹未尽,皇帝命人泼了他一脸的凉水,笔墨伺候,不一会儿,一首著名的组诗便诞生了,这便是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
以上是笔者结合唐代人物传和诗注解,通过想象组合的画面。在文本中,我们同时读到了杜甫早期的洒落和轻松。他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结合每个人的特点进行高度精练的勾勒,并巧妙地将他们最为人熟知的轶事融入诗句中,用典极其自然,行文卷舒自如。无论郡王、宰相、少年、禅客,李白的诗,张旭的书法,焦遂的言谈,都因酒而超脱升华,仙气飘飘。
诗中虽然没有杜甫晚年诗歌中大唐帝国的风雨飘摇、黎民百姓的斑斑血泪,但在表面的洒脱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有志之士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明代的唐汝询评道:知章以辅太子而见疏,适之以忤权相而被斥,青莲则以触力士而放弃,其五人亦皆厌世之浊而逃于酒。故子美咏之,亦有废中权之义云。杜甫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文人,初到京城,看到当权阶层专横跋扈,任性逞真的人才受到压抑,心中不免感到深沉的忧虑,他是一个天生的现实主义诗人。它不同于李白,李白受不得压抑,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于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托酒自见,尽情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